1736年也就是乾隆元年，山西晋中市祁县人在口外已经形成了较大势力。归化城的三大旅蒙商号中，就有两个是祁县人创办的，当掌柜的也多是祁县人。

当下闻名全国晋商代表“乔家大院”的原始创办人乔贵发单身北上，加入了走西口的队伍，在包头靠卖豆腐起家，后办商号经营有米、面、油同时贩卖马匹，粮草也做粮盘与钱盘投机生意。他在包头的三十年时间里，成为公认的财东，在乾隆中期乔贵发回老家娶了一程姓寡妇。在1787年乔贵发告老还乡，商号全由三个儿子接手经营。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倒卖“买树梢”蚀本。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作抵押，商号借钱给农民。当时流行买树梢大盛魁就投资买树梢生意，实际这是一种农产品期货交易，春夏之交议定一个粮价和数量并付了银子，秋后不管市场粮价如何，都按这个价格如数交易。

乔贵发二儿子看到包头粮食市场上巨大风险里所包含巨额利润，眼红了，心动了，他要一试身手。开始，他在粮食丰收，粮价低落的秋天，摸准行情，大量买进囤积，到第二年春季粮价上扬时再抛出。这一进一出，也就三五个月时间，却相当于做日常买卖一年的赚头。做这种大买卖和做日常小买卖相比，正有一种游龙见鱼虾和鹤立鸡群的感觉。这种赌博性质的买卖大多赢少输多，充满偶然性广盛公这次“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幸当地往来“相与”支持，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广盛公得以苟延残喘。在这三年里广盛公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大有余利。秦、乔认为此乃复兴基业起点，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

乔贵发共有三子，长于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后继乏人，人丁缺少，故长门所营商业较逊色。次门全义，生子致远，堂名宁守堂。致远生二子。长嵘，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乔超五是咸丰九年（1850）举人，光绪初补新城知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弟秉承遗训，追求功名，故乔姓这一支，父子、叔侄、爷孙、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长子致广，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是想以“儒术荣门阀”，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于是决心继承租业，在商界大展宏图。致庸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他认为：经 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在致庸的精心经营下，乔氏“在中堂”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人称致庸为“亮财主”。

从此乔家子弟恪奇祖训，定有家规，一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不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乔姓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在浪费，渐从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乔家的复盛公字号，无论是对一个家族的贡献，还是对一个城市的发展，或者是它的持续时间（150年）和兴盛程度（称雄包头并先后在包头繁衍了十几个独立的分店），在中国商业史上都应该写上重重的一笔。

道光十三、十四年（1833、1834年），包头镇回族已达100多户，约600～700人；汉族达1500户，10490人。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建立包头镇税厅，凡由宁夏、甘肃贩至包头的一切杂货，应在西包头镇税厅按例纳税。

道光三十年（1850年），7月，黄河大涨，托克托城南河口镇码头被淹，巨商多移包头镇。西路船筏改在包头南海子码头停泊。从此，包头成为黄河中上游水运枢纽。

同治十三年（1874年），黄河改道，毛岱官渡口被冲废，奉谕旨官渡移驻包头南海子。由上述人口的快速增长，商业行会和官方机构的不断升格及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可知，这一时期的包头经济犹如夹带着众多肥厚鱼儿的滚滚不息的浪潮，商业机会多得抓不过来。

乔家于嘉庆六年（1801年）将广盛公改组为复盛公后，不仅复盛公的业务在不断发展，而且还不断投资开设新的字号。

道光九年（1829年），乔家在包头以3万两白银独资创办复盛全钱庄当铺，地址在财神庙街西口。

咸丰年间，乔家复字号因抵账获得了包头南龙王庙一带的280亩水地，开设了复盛菜园，培种各种蔬菜，基本垄断着包头市面。

同治三年（1864年），乔家在包头以6万两白银独资创办复盛西当铺，地址在瓦窑沟南口，主要经营当铺、估衣铺，兼营粮油米面。光绪元年（1875年），乔在中堂在包头独立投资5万两白银创办通和店，主营粮食米面。光绪三年（1877年），乔在中堂在包头投资5万两白银（另有副本5万两）创办广顺恒钱铺。光绪十三年（1887年），乔在中堂在包头投资3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