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乔家大院高耸冷峻的深宅高墙，却猛地与大红灯笼与斑驳伞影撞了个满怀。抬头望去，是方精致而空无一人的舞楼，天井上密密麻麻挂满了五彩油伞。

乔家大院的这座舞楼过于美艳，以至于叫人惊异那些曾经的舞戏傩语，许是在几百年后的寒冬里仍在上演。

乔致庸和乔家的那段往事，可比戏台上铿锵的梆子来得精彩。从长兄病故、弃学从商的窘迫，到“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阔绰，乔致庸的一生，偶尔光鲜亮丽，时常险象环生，总有波澜壮阔。

那个时候，乔家就风风光光地站在舞台正中央，享受着一个时代能够给予的无数灯光的照耀、喝彩的围绕。乔家的风光，本无需确证，从这大院313间房的规模即可窥见那份“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辉煌。著名建筑专家郑孝燮说“北京有故宫，西安有兵马俑，祁县有民宅千处。”而乔家大院，无疑是祁县民宅中的佼佼者。

这是每一个踏入乔家大院的游人，最直观的感受与冲击。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这样描述道，“你只要在这个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强烈地领略到一种心胸开阔、敢于驰骋华夏大地的豪迈气概。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但乔家大院独特的气质，透露出的那一种浑然天地间的闯劲，又和国内其他地区的诸多园林大院不尽相同：“钟鸣鼎食的巨室不是像荣国府那样靠着先祖庇荫而碌碌无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着不断的创业实现着巨大的资金积累和财富滚动。因此，这个宅院没有像其他远年宅院那样传递给我们种种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种心态从容的中国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

这里不是消化奢靡的沟渠；这里是扬帆远航的港湾。

乔家拓业者乔贵发，于乾隆初年只身走西口，创设了广盛公字号。乔贵发的三个儿子均秉承先祖遗志，搏击风浪于商海，竹杖芒鞋攀古道，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当时的大清，外有蛮夷入侵，内有太平天国。国家危难之际，乔贵发的孙子乔致庸慷慨解囊，资助建立北洋水师，成为当时晋商的表率。再加上与高官政要的交好，以及重义轻利的口碑，乔家很快风生水起，银庄生意蒸蒸日上，并将广盛公改组为复盛公，成为包头市面上头号大买卖。

那个匆忙提上包裹踏出门槛的小伙子，应当如何都没想到，自己无意间种下的一颗种子，竟会成长为一座城市、一处文明参天的文化枝冠吧！

然而成败似晨霜寒露，往往同时偎在一片叶子的两面。风光一时的乔致庸，竟无一子成器。他们有的心狠手辣，有的过于圆滑，有的呆板木讷，有的甚至违背家训抽起了大烟。六个儿子中，有五个英年早逝，先于乔致庸而去，仅第三子为他养老送终。

乔致庸故后，其孙乔映霞成了乔家接班人，于民国十年扩建了乔家大院。他恪守重义之则，以银庄之力抗下货币贬值，以避免客户蒙遭损失。可义字一方，挡不住滚滚洪流的利刃，扎在乔家商号的基业上，捅了个巨大的窟窿。举目四望，还是一样的内忧外患，可这次的动荡不再提供复兴家业的机会，而是给了乔家重重一击。诺大的家业，终究没能守住。再之后，这方深宅大院也难以保全，最终易了主。

乔家大院的易主，是很少有人愿意提及的往事。乔家人不愿提及，他们大多已迁至“大城市”，主要是沿海城市，有的去了国外。陈年过往如锁链，断了裂了，便不再愿意回想。媒体人不愿提及，因为这其中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疙疙瘩瘩。偶尔回来的乔家人，熟悉的深深高墙化成一张四四方方的彩色门票。有的后代双腿跨坐在板凳上，摆上些零碎特产，在曾经吞吐万金的深宅大院前做些最小的买卖。更多的人，只能如我这般对着这诺大的舞楼发呆，感叹世事无常，镜月圆缺。

当如今的乔家后人驻足门廊之间，遥望深深庭院里透出的一丝古意与冷落，还能体会到几百年前发生在祖先身上的辉煌故事吗？

三宝院东厢房正中顶端，悬挂着乔家大院一宝，那是最早的“监控探头”，叫“万人球”。无论你立于房间何处，均可被球面的反射捕捉到，置于许多双眼镜的注视之下。

而当我抬头仰望它，浑圆锃亮的球体映出那个走西口的少年，无数进进出出的商服银票，和无数翻转腾挪的过往。

一座院，就是一台戏。

晋商大院千千万，要说最壮观，非王家大院莫属。

今日一游，本打算择一精华处着笔。可踏进院门，我顿时迷茫了，不知该从哪个院子、哪间屋、哪片瓦开始写起。

王家大院的格局，可用“依山就势，随形生变，勾院廊连，层楼叠院”来概括。与方方正正、凝眉垂门的乔家大院不同，王家大院依山而建，高低错落，是我见过最具立体感的家族大院。院接着院，屋连着屋，瓦挨着瓦，又凭空冒出一座石桥连结两堂，上上下下，似乎藏着说不完的晋商故事。石头垒砌成的大门、院墙，禁锢住了森严，却也平添了一些原始的烟火气，比村落更质朴，比古镇更厚实。

据导游介绍，现在向游人开放的视履堡，仅仅为王家大院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在静升镇村“九沟八堡十八巷”的版图里，王家一家便占据了五沟五巷五座堡。大院总的占地面积，居然接近北京故宫的两倍！也就不怪它要被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了。有人便如此评价它：“王是一个姓，姓是半个国，家是一个院，院是半座城。”

王家大院不栖井巷，反落山间。绵延群山之中，石寨纵横，一眼望不到头。保守闭塞的大院，却养育出了敢闯敢拼的王家后人。遥想最初，王家始祖兄弟四人，分别叫王忠、王信、王诚、王实，玩起文字梗来怕是不输当下。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老四王诚斋率家族迁居静升，几经周折最终迁到小水河畔，边务农边做点豆腐生意。后来生意越做越宽，脚步也越走越远，最终飞出坚固的石头大院，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自12、13世起，王家人丁渐渐兴旺起来，进入晋商大族常见的官、商正反馈循环。至明中后叶，已是“逐利湖海，据资万千”。入清后，王家人发奋日益，康乾嘉年间，族业鼎盛，成为闻名遐迩的三晋望族。发迹后的王家，也走上了红顶商人之路。到乾隆年间开始通过考、捐、封、赠等途径大踏步进入官场，供出大夫34人、五品以上官员至少42人。14世王谦受，因支援平息吴三桂叛乱有功，于康熙年间荣赴千叟宴，并受御赐龙头拐杖。16世王中极获赐黄褂一件，银牌一面，嘉庆元年亦赴千叟宴。真可谓：“平叛一功宠三朝，三朝都封王家人”，可见当时的王家沐浴在怎样的风光里。

等到外面出人头地的王家人荣归故地，这个闭塞的山间小镇也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修建起门敞墙高、气势非凡的豪宅来。

漫步大院的各个角落，随即能感受到管理方的用心：几乎所有常见的石雕、木雕等，都安置牌匾，对寓意做了详细的解释，这种弱化导游地位的举动，在景区里是极其罕见的。

在刀刃与刀背的万木丛中，我还注意到一个颇为显耀的特点：似乎以莲为主题的雕刻占据了不寻常的地位。莲即廉，廉洁奉公，秉公无私。周敦颐在《爱莲说》中为莲花寓以洁净不染之涵义，从此成为后世文人衣袍缎带、香桌墨宝上用以自醒和示人的永恒主题。体现在砖雕上，尤以莲花为题材的“三雕”作品为重。“德馨轩”院中的“一品清廉”牙板，以一片莲叶为主体，两面花叶依次排列，简略几笔波浪线条表示清净之水，未见其他点缀，整个画面清爽疏朗。还有“凝瑞居”院中的“鹭鹭清廉”，一丛青莲上停驻两只白鹭，时刻提醒家族后人出泥不染，出水不湿，如白鹭般洁身自好。

在古代，此类家训绝非一纸空文。彼时，家训即家族生存之寄托，亦即个人存世之所续，绝非仅仅是雕刻在自家门楼上用以昭告天下的牌坊，自然也并非如今逐渐口号话的某些辞藻。这一点，从王家15世王梦鹏开设的“四义”（义学、义店、义冢、义仓）善业可见一斑。义学为耕读之所自不必说，不仅王家的后代能在这里上学，外姓旁人同样可以免费上学，特别是贫穷人家的孩子，义学从不拒绝；义店类似如今路边的免费茶饭，但古代遮衣同样稀缺，故也提供衣物；义冢为免费坟茔，用以接济无银下葬之人，“不忍亡魂悲暴露，聊输隙壤慰孤灵”；义仓为仓廪储备，每遇旱涝灾荒，王家就花钱买粮，置入义仓，灾时免费发放给受灾百姓。据史料记载，王家17世的王汝聪，一年曾花出四千七百两白银用于义仓购粮。

于是，我详细读览了16世祖王廷璋创建五堡之一“和义堡”时，借用北宋贤士张思叔的《座右铭》立下的家训：“凡语必忠信，凡行必笃敬。饮食必慎节，字画必楷正。容貌必端正，衣冠必肃整。步履必安详，居处必正静。作事必谋始，出言必顾行。常德必固持，然诺必重应。见善如己出，见恶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来深省。书此当坐隅，朝夕视为警。”这篇五字律，从言语、行事、衣着，到为人、谋事、养性等，都作了细致的要求。

当代知名学者王鲁湘曾有评述：“王家大院是中国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家训文化的绝佳体现。王家大院魅力之大，影响之远，是与其家训族规密不可分的。”

王家人还十分尊崇程朱理学，把《程子四箴》和朱柏庐《先贤家训》全文雕刻在直径一米有余的圆形青石上，嵌于大门内东西墙壁，加上自己家的《王氏家训》，让王氏族人时时处处诵读温习，省察律己。

院落似分而合，家族疏而不离，背后无非是规矩二字在起作用。在王家大院“存厚堂”书院里有这样一桢由清代学者翁方纲所撰书的匾额：“规圆矩方，准平绳直；祥云甘雨，丽日和风。”有趣的是，“矩”字上特意多加了一点，用以告诫世人，要多一点规矩，才能端己正身，沐浴甘雨。

什么时候，家训能够重回传统文化中不可抽离的血肉呢？

下午三点，阳光正浓，屋檐下光线钻不进的地方浓荫也正密。空气灼灼的呼喝，门楼上的砖雕童子冒出虚汗。目之所及，院接着院，屋挨着屋，一路歪歪斜斜似能延伸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昭馀镇的那个冬天也如北欧般严寒吗？

不知怎的，渠家大院挤在乔家、王家、常家之间，地位多少显得有些尴尬。说乔家，自从被老谋子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带火之后，几乎成了晋商大院的“顶流”；说常家，毕竟是规模之最，自难不往一观；再说王家，依山望河，屋宇层叠递进如峰峦，自成一景。而渠家，不仅无坚实的特色可说道，更因陷于市区，市民日日经过，缺了其他大院那份黄土撩人的原始感，规模更是不复从前，仅剩零丁残院。与其说是一部晋商史书，渠家大院恐怕只剩下了一个凝固的切面。

好在，渠家大院自有可取之处。它深居昭馀古镇之中，闹中取静，两重天地。院墙实在高耸，足以隔绝大部分的市井喧嚣，将三百年前的光景围住，留在一方土地上，供来来往往的后来人拜读。

没错，它只是个普通的大院，但又是个融合了骄傲与悲怆的商业奇迹。

在山西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很难想象除了埋藏地下的那些黑块块，还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缔造出某种可称为辉煌的商业形态。以至于当包括余秋雨和我在内的人们了解到山西曾经是中国绝对的经济中心时，内心受到了怎样的震撼。在常家庄园的文字中，我曾引用过余秋雨《抱愧山西》中的这段话：“很长一段时间，我查验了很多书籍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种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北上广深，而是山西，集中在平遥、太谷那些寻常街道内。那些所谓的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渠家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中，一路走上了辉煌的顶峰。

寸草不生的古道上，一块块茶砖被驮上马背，在吆吆的催促声中穿越几千里，进入遥远的欧洲。在这块兵燹与战乱时常光顾的土地上，维持一条万里商路是件不可思议的壮举。但对比曾经的丝绸之路我们就知道，这本该是这个民族的商业史书上寻常的一页，不过是一纸诏谕就能到达的距离。

茶叶，丝绸，瓷器，每个民族都会被历史赋予一些刻在血肉里的特殊天赋，而摆在中国人碗里的显然偏向于一个农业大国的所得。自古以来，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但这给了工业文明巧取豪夺的底气。火车头飘飞的蒸汽滚落到太平洋的水面上，无数黑色的炮口对准古老凋零的岸防炮。黑绿色的叶片翻滚出滚烫的舞步，似魔鬼的身影在缭绕的烟气里起舞。

改朝换代摧毁了藏书楼，拆掉了城墙砖，但茶路上行军的马队不受影响。乱世似乎并未影响到晋商大族们帮忙的脚步。渠家大院门口，拴马的倌夫等了一月又一月，偶尔眼角一划，向东望望朝堂上坐着新王还是旧人。

但当朝廷需要，这些晋商们又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捐这捐那，或是与受尽了偏惠的外商做无奈的喋血抵抗。渠家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当茶路已经成为战场的中心，他们毫不犹豫地披上铠甲，嘶吼一声，战个酣畅淋漓，战个你死我活。

渠家原籍上党长子县，明朝时先祖渠济奔波祁县与上党两地，倒卖些土特产。口袋里逐渐有了些积蓄，便在祁县城内定居下来；到了第14世，渠家出了个渠同海，北上包头贩茶，并将产业拓宽到了集土地、菜园、粮茶、钱庄在内的一整条产业链。渠同海认为，贩茶讲求的是对茶源的控制，于是循着万里茶道来到汉口，并逐藤摸瓜，寻觅到了茶源地——湖北羊楼洞。一段时间后，始于羊楼洞的万里茶路上，有名有号的茶庄皆为渠家掌控；入了第17世“源”字辈时，渠家产业由茶叶转票号，银商结合，辉煌更盛。由此诞生了山西著名的三大财主：渠源潮、渠源浈、渠源淦。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晚清时期的渠家后人渠本翘。担任山西大学堂监督期间，他促成了山西赎矿运动的胜利，迫使英商同意以白银赎回煤铁铝矿的开采权。他还兴办新式学堂，在废科举、兴新学的暗涌中尽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段辉煌之路，如今依然能在有些破碎的渠家大院上看到些蛛丝马迹。大院门楼上明晃晃的“纳川”二字，寓意“海纳百川”，象征茶路对财富的流动与汇聚；渠家最大的长裕川茶庄，青石檐柱雕梁画栋，被称为“山西民居浮雕之最”；院内门楼上，四门垂莲柱与多层斗拱、挂落交相辉映，气势之恢弘难以言喻。

同常家一样，渠家也因中俄恰克图商路之兴起而繁盛。极盛之时，仅其在家乡的房产，就占了祁县半个县城，时称“渠半城”。然而，成也，败也，渠家也与常家一道，在晚清的肃风中，在与俄商不平等的大战中败下阵来，成为衰朽腐败的牺牲品。

晋商再一次徒手对抗腐朽，就像曾经的万里茶路上马车毂拖过青石板的泥泞。这注定是一场悲剧，但这群人还是撑起理想主义的油伞，在瓢泼大雨中站得笔直。

晋商文化博物馆不远处，默默伫立着一栋老屋。挨近看，正是渠本翘故居。一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渠本翘铜像及身后的一大块无烟煤煤雕。据说，这块煤雕是阳煤集团专门从650米的矿井深处开采的，重达4吨，堪称无烟煤中的“煤王”。渠本翘出任总理的保晋矿物公司就是阳煤集团的前身，金色字体雕刻着的“保晋救国、经世济民”是阳煤集团对渠本翘最崇高的敬意。

一代支柱产业，在这里隔空向三百年前的自己致敬。可惜如今的晋地已大不如前，煤炭行业已日薄西山，茶叶贸易也衰落许久，贫瘠的气息覆盖了产业链的每个角落。巨大的煤块了无生气，黑漆漆的幕布在时代的舞台上轻轻落下，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