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水运，便要有渡口。

唐代，扬州有“东南第一商埠”的美誉，东关古渡是当时扬州最繁华的交通要冲。

东关古渡地处扬州古城东门外，可以想象唐宋时期，各国商人从此处登岸，货运云集的繁忙场景。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因域内官河水浅淤塞，阻滞漕运，盐铁转运使王播开七里港河，绕扬州罗城城南、城东，该渡口始为东城门外主要渡口。

如今的古渡口已经不再见到商贾云集的场景，更多的是百姓休闲娱乐的场景。人们在古渡口附近的空间里吹拉弹唱，各话家常，遛狗打牌。从前繁忙的商业气息渐渐变成了如今嘈杂的生活气息。

然而扬州人民乐在其中，不论古代现代，百姓的生活起居都深深的烙在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成为这座城市的生活名片。

谁能说充满市井民生的古城不是最生动的古城呢？

对于扬州的生活，民国大文豪朱自清先生曾在其《说扬州》的文章里谈起过：“扬州是个会享受的好地方，这个保证没错儿……”

夜色下的古运河静静地流淌，流了千年，渡口渐渐从繁华到荒废，身后的城门从始建到修建再到被毁、重建，时光在建筑上留下的痕迹依旧清晰，可它却不再回来。

自2000年以来的三次考古发掘中，发现唐、五代、北宋、南宋时期的城门遗存叠压关系清晰。

据说城门下还存有藏兵洞，目前还未进行考古勘察。

历史的车轮就在眼前展现，这种感觉像是在飘忽间就要触碰到古人，可是身边的人群又硬生生地把我推挤到现在。

千百年来，城门更迭，商贾更替，万事万物都在发生着变化。

黄昏时分的东关街，开始变得繁忙起来，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感受这条千年古街还在继续延续的繁盛。

扬州博物馆是和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在一起的一座博物馆。博物馆总体建筑现代，简约而又不失大气。

博物馆在历史展厅的布局我也非常喜欢，按照扬州城历史发展的顺序，依次从公元前486年的邗城、汉代的广陵城、唐代的唐城、宋代的宋大城以及清代的扬州新城介绍，让我对于扬州在历史层面有了一个新的连续的认识和了解。

对于扬州在唐朝的繁华程度，相信我们在历史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了解。

唐朝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说的就是扬州城，但是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大诗人要这么刻意描绘扬州的花月夜呢？第一，是因为扬州的繁华程度；第二，也是因为只有在扬州才可以看到城市夜晚的繁华。其实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扬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取消宵禁的城市，所以在唐代，张若虚只能在扬州才可以看到城市的繁华而美丽的夜景。这不正是衬出了扬州城的繁华程度吗？

而扬州的繁华也正是得益于在那个交通不便利的年代可以带来交通便利的水运，不论是长江还是大运河，扬州的繁华得益于水运，而衰败也正是因为水运。

水运带来了海丝，带来了西方的世界。

双博馆里的另一处---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尤其它的现场展示操作区，这里展示的是雕版印刷的第一步，即书写；

之后书写的纸张会被用浆糊粘到木板上，然后由师傅用专业的雕刻小刀把书写的字一个个雕刻出来，然后便形成了待印刷的一块块雕版。

有了雕版便可以批量印刷了。

博物馆里还对雕版印刷的发展历史以及中外的发展轨迹进行了展示和比较。比较值得一看。

博物馆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国宝厅，也就是这个梅瓶。这个梅瓶高43.5厘米，口径5.5cm，最大腹径25.3cm，底径14cm，是存世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器型最大、造型最好、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另两件分别收藏在北京颐和园和巴黎吉美博物馆）。

而这只瓶的来历却有些传奇：它原属于江都的一户普通人家，传承了不知多少代，直到1976年，这户人家的儿子害怕地震和经济的原因，瞒着母亲将家传的此瓶以十八元人民币的价钱卖给了扬州市的文物商店。当时是一位姓兰的店员接待的，本来持宝人打算要卖三十块钱的，终以十八元成交……。最后被扬州博物馆以三千元买入馆藏。

扬州博物馆的整体呈现效果非常不错，我很喜欢这样的展示方式，它帮助我对扬州城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扬州城的建城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邗城，由吴王夫差开筑，他也被扬州人视为“开城鼻祖”。可邗城遗址在哪里，却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然而，历来修城，都是在原来城址的基础上扩建或修建，吴王夫差始筑邗城后，楚王筑广陵城，再到汉代吴王刘濞筑城，一直到后来的唐城都在蜀冈上。

以上遗址当中，除了唐城遗址被发掘保护之外，其他遗址均无明确信息。

那么繁华的唐城会是怎么样的？

匆匆拍完照片之后，顺着山寺上山，绕围墙一圈后，便可看到此处的唐城旧址

成象苑为隋炀帝成象殿，前立唐代城阙高大巍峨，后耸庑殿或延和阁，门道，门楣条石，上下千层石阶皆是唐代宫城旧制，这样的建筑形制和整体布局是为了能够感受大唐文化的风采，领略盛唐扬州的繁荣景象。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赞美遗址的建筑形制，我想吐槽的是这里的景观展示以及服务质量问题。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遗址之一，博物馆内服务人员严重不足，遗址内多处荒凉，展览区完全可用脏乱差形容，灯光暗淡、玻璃暗淡、展板陈旧，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因为游客太少所以管理才不当的情况。面对着这样的地方，我无法想象的出千年前大唐的繁盛，也更无法理解在这样重要的遗址上我却无法获得一丝的心灵冲击。

这是遗址内重要的展示建筑，延和阁，内有对唐城遗址的简单介绍和出土文物。

这是出土的砖块，不过这展区的洁净程度也真是不敢恭维的。

抬眼望去，是西方的大明寺栖灵塔和观音山寺，我相信当崔致远登上扬州城墙时，看到的也是同样的观音山和栖灵塔，只不过那时的他可能更在意的是远处的东方，一个他要大展宏图的远方。“秋风惟苦吟，世路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

唐朝的繁华与往事，点点滴滴都落在了扬州的土地上，勾连起海上丝绸之路记忆的不仅仅有“走进来”的崔致远，还有“走出去”的鉴真大师。

南朝四百八十寺，南朝时佛教兴盛，中原大地上各处佛寺林立。大明寺因初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年）而得名。1500余年来，寺名多有变化，如隋代称“栖灵寺”、“西寺”，唐末称“秤平”等。清代，因讳“大明”二字，一度沿称“栖灵寺”，乾隆三十年皇帝亲笔题书“敕题法净寺”。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明寺才得以恢复原名。

大明寺山门外东偏壁上，面南嵌着一方石刻，上有擘窠书“淮东第一观”五字。此碑石立于清雍正年间，由扬州知府高士钥提议，用宋代著名诗人秦少游赞颂大明寺景观的句意书刻，字由金坛书法家蒋衡书字。

山门前是一座庄严典雅的牌楼。牌楼为纪念栖灵塔和栖灵寺而建，四柱三楹，下砌石础，仰如华盖。中门之上面南有篆书“栖灵遗址”四字，为清光绪年间盐运使姚煜手书，字体雄美。

一处大明寺，涵盖了多处的文化遗迹。这处“天下第五泉”是由乾隆年间著名书法家、吏部王澍书写。

但就这所谓的“天下第五泉”就有一些小故事了。

北宋欧阳修被贬官后，由滁州再迁扬州，做了江都太守。一天，闲逛到大明寺处，大明寺内老僧便邀请欧阳修前来喝茶，欧阳修尝后赞叹好茶。老僧便说这是用寺内的泉水泡的茶，这泉可是“天下第五泉”。欧阳修一听，来了兴致，追问道，“何者为第五泉，何为依据？”老僧说，这是唐人张又新根据茶圣陆羽的说法而写的，镇江金山寺中泠泉为第一，无锡惠山石泉为第二，苏州虎丘石泉为第三，丹阳县观音寺水为第四，扬州大明寺泉水为第五，松江水为第六，淮水为第七。“此为茶圣之论，岂能有错？” 欧阳修呵呵一声，说到，陆羽、张又新有没有走遍全国，那时的中原大地只不过是现今天下的一小部分，怎可谓之“天下”呢？老僧被问的一脸吃惊，细思甚觉如此，便再不对外界宣称“天下第五泉”了。

这一传说一直流传至今，但人们仍沿用“天下第五泉”称赞大明寺泉。

唐朝时，鉴真法师任大明寺住持，使得大明寺成为中日佛教文物关系史上的重要古刹，也成为海丝路线上的一处重要文物点。然而历时千年，大明寺屡遭被毁，有屡次重建。

现今的大雄宝殿为清代建筑，面阔三间，前后回廊，檐高三重，漏空花脊。屋脊高处嵌有宝镜，阳有“国泰民安”四字，阴有“风调雨顺”四字。

如今，大明寺内依然香火旺盛，千百年来的佛教信仰依旧在这座千年古刹中流传。

光线透过寺内的一处户牖，婆娑的竹林在寺内轻轻摆动，这种怡然自得或许只能在这里感受得到。

之前也提到过，大明寺内文化遗址众多，除了大明寺本身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第五泉所在的西园。

建于乾隆元年（1736），乾隆十六年（1751）重修，园内凿池数十丈，瀹瀑突泉，庋宛转折。由山亭入舫屋，池中建覆井亭，上置辘轳，仿效古之美泉亭。泉井侧勒“第五泉”石刻三字，为明御史徐九皋所书。

鉴真东渡日本前，曾为大明寺住持。从唐天宝元年（742年）起，先后十余年，历尽艰险，至第六次东渡成功，将我国佛学、医学、语言文学、建筑、雕塑、书法、印刷等介绍到日本，为发展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这条文化交流路线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2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在寺前树立唐鉴真和尚遗址碑。它仿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模式，由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设计，共包括碑亭、长廊和纪念堂三部分组成，总面积达七百平方米。碑亭内耸立着汉白玉须弥座横碑，正面为郭沫若所书“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背面为赵朴初撰书纪念鉴真圆寂1200周年的碑文和颂辞，因而被誉为当代的“三绝碑”。

当然作为亡国之君，隋炀帝总是会被冠以“暴君”的称号，奴役百姓，下江南的路上使用人力纤夫，开挖邗沟动用上百万老百姓等等。残暴、荒淫是历代史书对于隋炀帝的评价。

然而拨开历史的层层云雾，或许可以从这些贬义评价中找到些许正面的评价，但后世的我们确实也不清楚千年前这位君主的所作所为，对于他的评价我们也只是保留我们自己个人的看法，完全没有必要纠结到底谁是谁非。因为历史不容戏说，我们只要客观的观看就好。

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江都兵变，叛军司马德勘等煽动兵变，推宇文化及为首缢弑隋炀帝。隋炀帝一生生活“逍遥”，却并未把自己的身后之事提早安排，以至于隋炀帝亡后，并没有像样的陵寝，葬地也随朝代一改再改，直至最后荒废，不为人知。

隋炀帝陵前，还留有阮元修陵时立的石碑。

碑文题“隋炀帝陵”四字，是当时的书法家、扬州知府伊秉绶书写。右侧为“大清嘉庆十二年在籍前浙江巡抚阮元建石”，左侧为“扬州府知府伊秉绶题”。

陵的南边，有块石护坡，陵四周则植以松柏。1983年后陆续修葺，修复了神道和陵台。周围林木葱郁，多为松柏、石楠和女贞。

漫步陵园，一边感叹陵园的荒凉，空旷的陵园内除了看门人之后，就只我独自一人。生前的起起落落最后都化为这一捧灰土。不论是君主还是百姓，在生死面前都是一样。

然而，历史模糊的隋炀帝，其墓冢也是扑朔迷离，从唐代开始的迁葬之后，到渐渐陵寝的荒废，至无人可识，隋炀帝留给后人缅怀的时间估计不到百年，不知是上天的捉弄还是帝王自身的收敛，他不想被世人打扰，所以他又安静的沉睡了千年。谁知，清朝阮元的鉴定又被证实是错误的，文人们匆匆忙忙的跑去雷塘，祭拜这位千年前的中原君主，不曾想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炀帝再次没有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许是他太寂寞了，地下的千年已经憋不住君主了，他要发声，他要让世人知道他真正的藏身之处。

终于，天地间一声闷响。2013年4月，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发现隋炀帝陵寝的古墓。出土的两处古墓为隋末唐初砖室墓，西侧墓中出土一方墓志，铭文中有“随故炀帝墓志”等字样，显示墓主为隋炀帝杨广。在此墓中还出土了鎏金铜铺首、金镶玉腰带等文物。

但是这两座墓的占地面积分别只有二三十平方米，远远达不到帝陵所应有的规模和气势，帝王生前的显赫消殁在身后的这片砖室墓穴中。

可惜？又不可惜？

相传古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率数千万人下扬州，从帝都洛阳一路向南，由宫女拉纤，场面盛大，在酷热的天气里，宫女们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动，皇帝见状，欲加快进程，命令大臣在拉纤的两边种下柳树，为宫女们遮荫。

在阳春三月，柳树抽吐着新芽，婀娜多姿的身影不免让炀帝心情大悦。故赐柳树国姓“杨”。这也就有了“杨柳树”的说法。

传说之所以为传说是因为没有确切的历史依据。不过运河两侧的美景确实让人们心情舒畅，尽管在炎热的夏日午后。

刘胥死后，葬在高邮天山（神居山）。其墓葬面积比湖南马王堆汉墓大18倍，为刘胥夫妇同茔异穴合葬墓。天山汉墓发掘结束后，将全部构件迁至扬州市区东北郊象鼻桥以东高冈复原陈列，建立扬州汉广陵王墓博物馆。

说其为僭越规模的厚葬，是因为其墓葬采用了代表古代最高礼仪的葬礼“黄肠题凑”并出土金缕玉衣残片。

玉衣也称“玉匣”、“玉柙”，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穿用的殓服，外观与人体形状相同。玉衣是穿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皇帝及部分近臣的玉衣以金线缕结，称为"金缕玉衣"，其他贵族则使用银线、铜线编造，称为"银缕玉衣"、"铜缕玉衣"。而刘胥墓内出土的金缕玉衣正说明了这种僭越的墓葬规格在汉代后期非常普遍。

刘胥墓中的由等级较高的楠木垒成黄肠题凑，结构细密，俨如方城。

根据汉代的礼制，黄肠题凑与梓宫、便房、外藏椁、金缕玉衣等同属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肠”强调的是材料和颜色，也就是黄心的柏木或金丝楠木；“题凑”强调的是木头摆放的形式和结构，也就是木头的端头向内排列。合起来解释，“黄肠题凑”是用黄心柏木或楠木，按向心方式致累而成的厚木墙。使用"黄肠题凑"，一方面在于表示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棺木，使之不受损坏。"黄肠题凑"葬制在西汉初开始出现，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产物。

刘胥夫妇的两座汉墓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有玉器、铜器、漆器、陶器、木佣、车等器物。出土的随葬品中的漆器、木雕制作非常精美，特别是漆塌、木履和成套的浴具为汉代考古少见。

迁至蜀岗山上的两座汉墓，像是在诉说着两千年前广陵城的繁华生活。其繁荣得以支撑起广陵王死后世界的辉煌，得以重现两千年前广陵王宫内贵族的生活起居。

正是这一代代历史的沉淀与积累，扬州城得以在唐宋时期树立起“东方第一大港”的华丽称号。

也正是这样的文化积淀和繁荣市井吸引了一批批的外来使节前来朝拜。

普哈丁园中的望月亭正在修缮，六角攒尖的屋檐上月牙标志直指天空，先知的精神传播至东方大地上，少不了这些圣贤们的贡献。

阿拉伯式的拱门以及阿拉伯文的匾额为这座中式楼亭增添了毫无违和的西域特色。

而千百年来屹立于此的望月亭，其功能又为何呢？伊斯兰教教徒在教历八、九月的最后一日黄昏，观察新月，以定斋月起讫的确切日期。---据说望月亭的功能就在于此。

普哈丁安眠于攒顶式样的四角墓亭内，墓亭四周有穹门。亭南侧嵌有一竖碑，上镌“西域得道先贤补好丁之墓。”

先贤普哈丁墓西北侧还有几通阿拉伯文墓碑，这些墓碑是研究元代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金石资料。

将军神道前还立有石羊一双。形态可掬的石羊，默默的守护着将军的墓葬，也同样守护着这段远道而来的传奇。

安静的墓园里睡着安静的异乡客，不，这些异乡客早已不再是异乡客了，他们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里，融入到了扬州城的历史记忆里。

丝绸之路的神奇就在这里，它不经意间创造的故事却永久的保存在了中华民族的记忆里。

扬州仙鹤寺与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杭州凤凰寺齐名，同为我国伊斯兰教著名的四大清真寺。

仙鹤寺又名清白流芳礼拜寺，南宋初建，明清重修，至今仍存有宋、元、明、清四代伊斯兰教文化遗迹。

朱红色匾额上的礼拜寺提示着清真寺的显赫地位。

据说扬州城在南宋时期有着状如仙鹤的说法，普哈丁先贤便按照仙鹤的体形来布局：大门对面的照壁为鹤嘴，大门堂为鹤头，向北的露天通道为鹤颈，礼拜殿为鹤身，南北两厅房为鹤翅，南北两古井为鹤眼，南北两棵柏树为鹤腿，大殿后的竹林为鹤尾。

可惜，昔日的仙鹤寺早已失去了当时的规模，仙鹤的形制也已经残缺不全。

然而普哈丁的用意依然可以在现今的遗存中看到，他在构寺时既符合伊斯兰教寺院的要求，又突破阿拉伯圆形穹顶尖拱门等建筑特点，大胆地采用中国大屋顶殿宇的建筑形式，所以仙鹤寺更有中国传统风味。

乾隆年间的“奉天命遵圣言”依然在守护这这座千年古寺。

《马可波罗游记》早已成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了，但是就游记中的事情是马可波罗亲身经历还是自己编撰的呢？这个问题一直为中外双方学者所争论不休。

游记中很有意思的一段对于扬州的描述是说，“从泰州出发，向东南方向骑马走一天，就到达扬州。扬州城很大，它所属的二十七座城市，都是美好的地方……我要向诸位说明的，是本书主人公马可波罗先生，曾奉大汗之命，在扬州城治理达三年之久……”。

马可波罗曾在扬州做过3年的地方官？

“史公祠”前的小隧道，像极了时空隧道，拉我们回到纷繁复杂的明代扬州。

明朝扬州的商业，主要是两淮盐业和南北货交易。当时古运河上，装载南北货的船只往来如织，扬州成为长江下游南北货的中心交易市场。

但是，偏偏在这样的朝堂之上出现了一个正义之人，他就是史可法。他的正义之举被后人所铭记，他守卫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尊严，在他死后，南明朝廷谥之为“忠靖”，而清高宗亦追谥为“忠正”。

惨绝人寰的屠城使得几世繁华的扬州城在瞬间化作废墟之地，江南名镇一时间几世繁华的烟花古巷变成了血流成河的屠宰场。

历史如烟云般从眼前飘过，无论真与假，扬州确确实实收到了重创。

然而，庆幸的是，在这样的一段纷繁复杂而让人痛惜的年代，史可法的“孤忠亮节”为大明时代添加了浓重的一笔正气。

乾隆皇帝曾赞曰：“史可法节秉清刚，心存干济，危颠难救，正直不回。”

个园是一处典型的私家住宅园林，全园分为中部花园、南部住宅、北部品种竹观赏区。

太阳光线慵懒地从户牖射入屋内，映出了窗格的轮廓，这场景的宁静如同晨起的古城，还在等待着要伸一伸懒腰才可苏醒。

个园南部是主人的起居区，正门开在东关街上。

住宅分别以“禄、福、寿”为主题，由东、中、西三条轴线组成，每条轴线分为前、中、后三进，由两条火巷分隔。是中国传统的建筑样式：“九宫格布局”。

天井是住宅中的采光通风口，四面的房屋连成一体，形成一个狭窄而高深的空间。

黄至筠凭借着非凡的才能在扬州迅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上自盐政，下至商户，都要看他的动静。而这样的以为大人物自然要有一所与之匹配的住所，而此处正是黄至筠在明代“寿芝园”的旧址上扩建而成。

汉学堂是大宅门主厅，是黄家正式的礼仪接待场所，此厅面阔三间，抬梁式，柏木架构、柏木轩梁，是扬州最大的一座柏木厅。

汉学堂的楹联文字，所彰显的不是高踞盐商总商之位40年之久的黄氏家族的权势与财富，而是一个地道书香门第才有的文化形象。

大户人家的房屋设置不难想象他们后代的洒脱与自信。

黄家的五位公子都是工诗词，善书画，有深厚的文学造诣的才子，而且都有著作留传于世。尤为突出的是次子黄奭，在古书辑佚方面颇有建树，著有《汉学堂丛书》等十余部学术著作，名字也被载入史册。

个园内遍布了各种各样的竹子，可以是说竹子博物馆。

个园现有竹子60余种，近2万杆，占地面积约12000平方米，而个园的总面积也就24000平方米不到，可见竹子在个园中的地位。竹子是个园的灵魂。

个园的四季园正中间为“宜雨轩”，东阔三楹，四面虚窗，可一览园中全景。

宜雨轩是园主接待宾客的场所，轩前有对联：朝宜调琴暮宜鼓瑟，旧雨适至今雨初来。

上联里的琴和瑟，是古代的一种乐器，说明园主人非常风雅，在古代的时候，琴和瑟也是寓意夫妻家庭和睦的意思。下联中的“雨”指朋友，旧雨指老朋友，今雨指新朋友，下联中的第二个“雨”字多了两点，寓意新朋友能够多一点多一点。此联可谓“宜雨轩”的破题导读，显然，这里曾是主人接待宾客，与新朋老友欢聚的场所。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初夏的个园带来丝丝清香。

走在被假山、竹林包围的园林，心情惬意，细心揣度黄氏主人的生活情趣。

时代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但是现代人却远远没有黄家主人的精神享受，是不是我们太过追求无用的物质了？

但是扬州城的老百姓却还是依然悠然的乐活着，在个园里随处可见慢跑、练太极、做保健的人们，伴随着丝丝清风、温柔的阳光洒向这座古园，也洒在了这群快乐生活的人们身上。

为什么黄家的园子不叫黄园？偏叫“个园”。“个园”得名缘于园主人生性好竹子；而竹叶三片形似中国汉字“个”字；中国汉字“竹”字一半亦为“个”。

我们可以想象，繁茂的竹林在月光的映照下，地上仿佛出现了成千的“个”字。这一奇思妙想，可以看成是“个园”名称的形象化图解。

个园的空间并不大，但却有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的感觉。

感谢运河带来的繁华，让我们有幸看到这奢华与宁静的完美结合，铺张与精致的浑然天成。

明媚的阳光扑撒在这条通向“人间天堂”的路上，嘈杂的人群声呼唤出他们为之仰赖的君主，大批队伍缓步而上。

在同样明媚的上午，我亲临此地，感受着散去的君主气息。

康熙帝五次南巡，每次都在此下龙舟，前往天宁寺西园的行宫内，而身为江南盐商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曾在此四次接驾。这段繁华往事，现在说起，仍觉气势不凡。

据传，天宁寺始建于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以年号为名，最初称为“证圣寺”。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证圣寺改名“兴教院”，宋徽宗政和年间始赐名“天宁禅寺”。明洪武年重建，正统、天顺、成化、嘉靖间屡经修葺。清代列扬州八大古刹之首，康熙帝和乾隆帝南巡都曾驻跸于此。

昔日的佛教圣地，因大运河的到来似乎变了模样，蠢蠢欲动，直到皇帝亲临，其功能开始转型，开始浮躁。有了皇帝的青睐，天宁寺的修葺工程开始频繁，动土工程也越来越多。

往日的傲气已经不见了踪影，新修萁的天宁寺变得乖巧，收敛，静静地守护着这一方曾经被眷顾的土地，心中却满心期待着再一次的被关注

如今的扬州八怪纪念馆建立在西方寺的旧址上。而西方寺之于扬州八怪的渊源则来自于八怪之一的金农。

西方寺的前身是隋朝所建的避风庵，原址在大江之滨，风浪作时客舟皆泊庵前。唐初于庵前掘得石佛三尊，唐太宗闻其事，特敕赐“西方禅寺”额。唐永贞元年（805年），僧智完迁建西方寺于今址。明洪武五年（1372年），僧普得重建。

大殿内的枋梁依旧古朴，脱色的红漆并未掩盖它曾经的光彩，反而更加动人。

梁上的彩绘和楷体铭记依旧清晰，清晰地如同屋檐下纪念的这几位“扬州画派”的思想。

“扬州八怪”之说，由来已久。但8人的名字，其说互有出入。据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中的“八怪”为罗聘、李方膺、李鱓、金农、黄慎、郑燮（又名郑板桥）、高翔和汪士慎。此外，各书列名“八怪”的，尚有高凤翰、华嵒、闵贞、边寿民等，说法很不统一，今人取“八”之数，多从李玉棻说。

“扬州八怪”从康熙末年崛起，到嘉庆四年“八怪”中最年轻的画家罗聘去世，前后近百年。其独辟蹊径的立意、不落窠臼的技法以及特立高标的品行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刻。

晚年金农流落扬州，借宿扬州西方寺，鬻书卖画度日。 孤寂独处，物质上的窘迫，却无法掩饰他丰富的内心世界。

安静的寓所偏安于寺院深处，不为外人打扰，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静处的先师默默地品尝着时光的味道，将它一点点在宣纸上铺展，铺展。

偏安一隅，淡泊名利，人生的追求只在对灵魂的层层叩问。

特立独行但却目标清晰，人生的理想道路何尝不是这样？

扬州八怪大胆创新之风，不断为后世画家所传承。

近现代著名画家徐悲鸿曾在郑燮的一幅《兰竹》画上题云：“板桥先生为中国近三百年最卓绝的人物之一。其思想奇，文奇，书画尤奇。观其诗文及书画，不但想见高致，而其寓仁悲于奇妙，尤为古今天才之难得者。”

古老的扬州在繁华的背后涌现出的文人才气还远不止于此。

四望亭原名“文奎楼”，后名“魁星阁”，始建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亭为砖木结构，八面三层，攒尖式瓦顶，底层四面皆有拱门与十字街道相通，故有“过街亭”之称。

然而，“四望亭”的名字则来源于清咸丰年间。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军攻占扬州，将领林凤翔、李开芳率军北伐，曾立昌留守扬州，曾“架木四望亭，伺城外”，故称四望亭。

后来到了近代革命期间，四望亭在民间又流传有这样的一首歌谣：“四望亭，三层阁，让在亭上探马脚，马脚到，吹角号，打得清军往回跑。扬州城有红头军，吓得清兵不敢到。”

历史的天空不曾有变，就像这“扬州八怪”的故事在扬州依然流传不息。

吴引孙其弟吴筠孙，在光绪二十年殿试时得二甲第一名，也曾任湖北荆宜道台。

吴府门厅内高悬的“传胪”金字匾额为吴筠孙手书，这是其人生的得意之作。

在科举的最高层次殿试之后，皇帝传旨召见新考中的进士，依次唱名传呼叫“传胪”，这是读书人的最高荣耀，也是光宗耀祖的不凡经历。

整个宅第为长方形大院落，东西长80米，南北宽70米，原有房九十九间半，现今仍保存有86间。宅第规模宏大，结构精巧，雕工精细，保存完好。宅第以浙江建造法则为基础，又糅合了扬州传统的建筑风格。

吴氏宅第的“爱日轩”现辟为“吴门四杰”展厅。两侧对联：“夜灯咏史虫吟草；朝几研书獭祭鱼”。意为，朝夕研读，如吟草的昆虫一般的勤奋好学，像祭鱼的水獭一样的问经求典。

正是这样充满书香气的宅邸里，走出了饮誉海内外的“一门四杰”（吴筠孙的孙子辈）。

“爱日轩”楹联字取伊秉绶截字。扬州历史上有三位文章太守，欧阳修、苏东坡、伊秉绶。

伊秉绶不光字好文章好，还是美食家。伊秉绶老家福建丁州，有一次伊秉绶在老家宴请宾客，上了一道炒饭，宾客都夸可口，问太守饭何名，太守曰：扬州炒饭。扬州炒饭便在福建流传开来。福建人外出打拼将扬州炒饭传到了全世界，扬州炒饭就这样蛮声海内外。

哈哈，扬州炒饭的名号也就是这么传播出去的，还要多谢这位杨州太守。

在清末的宅邸里一般都少不了西洋建筑，收洋务运动的影响，“西学东渐”的风气也发展到了建筑上，吴氏宅第里的这座马头墙内的洋楼是用以接待外国商客，后因辛亥革命爆发，此楼即遭闲置。

吴府内的书香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那就是扬州地区最大的藏书楼---测海楼。

楼内藏书最多的时候，有24万多册。分经、史、子、集、杂著，丛书七部四十七类。

从古至今，历史上的藏书楼多跟“水”有关，“测海”两个字的偏旁都是三点水，都跟水有关。因为书是纸张做的，怕火，用水命名藏书楼，就是取其灭火避火之意。

测海即瓠瓢测海的意思，在《汉书》里面的记载为“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劝勉吴氏后人要谦虚好学，同时也要有测海的勇气。

“测海楼”原名叫有福读书堂，取有福方读书之意。

吴府是培养人杰的福地，吴氏后代从“有福读书堂”走出来，没有辜负前辈希望，一门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吴门四杰“指的就是吴征铠、吴征镒、吴征鉴和吴征铸，其中有三人是院士。

吴道台宅第是扬州古运河岸边的一颗璀璨明珠，九十九间半的书香气不仅为中国培育出了”吴门四杰“，也将这种”有福方能坐读书，成才未可忘忧国“的精神留给了扬州老城，留给了中华子孙。

穿过悠长复杂的街道，老街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从六岁开始，朱自清就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故居还保留有朱自清先生的卧室。

因其祖父、父亲都定居扬州，他本人则毕业于扬州的江苏省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后又在扬州做教师，故朱自清先生总愿意自称“我是扬州人”。

他曾经这样说过，“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可见他对于扬州的情感有多深，他深信自己的根就在扬州。

他自幼继承父辈的家学渊源，受到士大夫家庭的影响，逐渐养成“整饬而温和、庄重而矜持”的文人气质

对于朱自清，最熟悉的莫过于《背影》了。他的散文大多篇幅短小，构思更见匠心。

《背影》无论写人、叙事、抒情都十分平实，但在平实中却孕育着极为精巧的构思。

而这副背影图从我读完到现在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曾抹去，这样一个可以把情感表达的那么深的人自然是民国文人的佼佼者。

郁达夫曾评价，“他的散文，能够贮满一种诗意。”

实际上，朱自清之名是他1917年报考北京大学时改用的，

典出《楚辞 ·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

朱自清选“自清”作为自己的名字，其意是勉励自己在困境中不丧志，不同流合污，保持清白。

而他确实也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自清”的含义与力量。

作为一个文化古城，这样的建筑群是不可缺少的。

文昌阁也是我在杨州古城区的最后一站。

之后，我便沿着大运河的走向向南，近距离体察这一古代交通壮举。

实际上，不论是京杭大运河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古扬州曾经的千帆都集中在这条南北向的水路上。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条穿越古今的水上通道吸引了我的一次次漫游。

扬州段的古运河向北连接淮河，向南连接长江。

扬州城南的这处“古运河”石碑上记载“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鉴真大和尚命弟子抵东河造船准备首次东渡。”

此处不仅见证了鉴真大师的孤舟远影，也同样目睹了康乾大帝的南巡礼仪。

文峰寺是将市区五中内的明代建筑万寿寺的大雄宝殿、藏经楼、戒台搬迁至文峰寺修复。

曾经的文峰寺早已不见了踪影，但是塔依旧还是那个塔。

寺内的白鸽并不惧匆匆行人，就如同不惧时光一样，匆匆时光并未打破寺内悠远的木鱼声，僧侣们依旧守候在运河旁边，白鸽也依旧的聆听着叮咚铃声，不知疲倦。

方丈挥舞着向远方的客人道别，仿佛回到了千年前的鉴真远渡。

杨柳飘扬着为远去的行人示意，我顺着运河的方向继续向南，看着河道的越来越宽阔，我明白远方的天际一定更不一样。

弯弯运河流水不息，悠悠行舟千帆竞发。

郭沫若曾有诗，“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在日偏西斜的扬州，我顺着大师的足迹继续前行·····

古运河上的水闸还在吱吱的打开关闭；运河上的货船也还在不停地发出突突的声音。

尽管很老旧，尽管很缓慢，但这不就是扬州的味道吗？

然而当我踏进瓜洲古渡公园之时，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偌大的公园，一片萧瑟，处处荒凉、颓败。

我不敢想象这是我梦里想要追寻的古渡口，我也不敢想象这些纪念地里被杂草淹没了多久？

这种荒凉感似乎跟隋炀帝陵有所相似，隋炀帝陵的荒败是因为陵冢的历史身份为假，那难道此处亦为假？

渡口停泊着几十艘货船，这种规模显然不能与历史上发挥着重要地位的瓜洲古渡口相提并论。

一人一狗站立船头，悠悠历史如烟云般飘过眼前，此情此景，似真似假，无人分辨。

然而话又说回来，这样的一个曾经见证鉴真大师远赴东洋、见证北宋康王赵构南逃的历史遗存会是假的？

但是历史确是如此，曾经那个繁华的富有历史的瓜洲古城早已随历史烟消云散，清康熙末年，由于长江中在仪征、瓜洲之间涨出了北新洲，致使长江江流北移，镇江、扬州段长江开始出现南岸淤涨、北岸坍塌的情形，南岸的镇江附近涨出大片江滩、沙洲，北岸的瓜洲则成为顶冲点，江岸开始不断坍塌，到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瓜洲全城最终全部坍入江中，历史就这样被掩盖到了长江之下。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笔下的瓜洲古渡早已消失不见，今天的瓜洲古渡口却仅仅是一个留给人们纪念象征性名词。

荒凉、颓败更加增添了渡口的凄凉与无奈。

渡口边的斜阳慢慢地映红了西边的天空，一段历史从这里落幕，另一段辉煌希望从这片天空开启。

顺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风，扬州，这座古老的城市历来所依赖的水运要渐渐展露头角。

借用李白歌咏黄河的诗句，

君不见长江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长江长，不知人生长，生活就像流水，流走了便不再回头，

把握当下，活出像海鸥一样自由自在的人生，岂不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