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山西通志》说:“盘秀山,亦即方山,俗名摩诃岭,上党关在其间,其阳蓝水所源,其阴则绛水所源也。” 《魏书•地形志》称:“上党郡有上党关，先属寄氏，后属屯留县。关址在屯留境内的摩诃岭上”。摩诃岭，俗称毛孩岭，是古时上党西通平阳的必经之路。寄氏就是指现在的安泽县，平阳就是指现在的临汾地区。

上党关就位于我们县城西南的摩坷岭上，上党关,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有上党关。”

“上党，战国时名，始皇二十六年初，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其地为上党郡。按《文献通考》言，其地极高，与天为党，故云”，这是出自明朝弘治年间的《潞州志》中关于上党郡名的记载。

弘治年间的《潞州志》是长治地区现存成书最早、资料最完整的地方志。共十二卷，其记事起于先秦，止于明弘治十五年（即公元1502年），保存至今已五百多年。最新一本《潞州志》是1995年长治市旧志整理委员会根据明朝马暾（tun）修撰的《潞州志》整理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明弘治年间，是指明朝第十代皇帝明孝宗朱佑堂在位时期，属明代中期，明孝宗励精图治，当时正是国运昌盛、民富年丰、蒸蒸日上的时期。读过《明朝那些事儿》的人或许对那个时期会有些了解。正是因为那个繁荣的时期，这本《潞州志》记载的包括建置、疆域、风俗、土产、田赋、户口、学校、古迹、职官、科贡、人物、灾害、文艺等等很多方面的资料才会是最全面、最详实的，这对于了解我们家乡的历史文化，有着极大的帮助。

2009年8月11日出版的山西晚报第9版上，由山西晚报、山西省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发表的“摩坷岭上千年古道诉传奇”一文中记述了：“记者在普查人员的带领下来到西流寨开发区黑家口村，向西顺着盘旋的山路爬上摩坷岭，古上党关遗址内外尽是残垣断壁，乱石枯木横陈，荆棘丛生。关内还存有明清时期的古驿站，面积为350平米，正面有石砌窑洞一孔，前部已经坍塌，顶部也下凹快要塌陷。两旁的两孔窑洞只剩根基尚存。南面是一堵四五米高的石墙，从格局上看，应该是三间房子的后墙。东面还残留着一个石券门，门券上原有匾额，可惜被人凿去。门外有一处平台，尚残留着建筑的根基。西门已经不存在，仅存坍塌在地上的原砌关用的长条石块和拱石。门外有一眼六方石砌古井，一截枯树断在井边。驿站往西南有数间石砌房屋和几处瞭望口，地平以上石块规整，地平以下基石部分风化剥蚀严重，据此可以断定，上党关存世久矣。经考证，这条青石古道与上党关属同一时期，已有两千余年。这条古道由西蜿蜒而来，穿过关内东西两道大门，沿山势向东蜿蜒而去。路宽不足两米，青石排列有序，石头表面早已被磨得光光溜溜”。

我和单位的几名同事一行5人，也从黑家口上山，来回用了5个小时左右，道路崎岖，人迹罕至，因为是夏天去的，一路满是郁郁葱葱，景色却也怡人。我们看到的和记者的描述基本一致，只是没有注意到那口古井。

上党关既是军事要地，也是繁华商道。光绪版《屯留县志》和新编《屯留县志》就记载有明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军从陕西东进在此和官军有一场激战；清咸丰年间，太平军林凤祥、李开芳等由临汾进攻摩坷岭，与清军在此激战等等。新编《屯留县志》记载，在上党关关门的匾额上曾镌刻着“秦晋通衢”四个大字，古时候运城的盐就是通过这里运到上党，而上党的皮毛和丝绸也是通过这里到达临汾、陕西、四川的……民国时期，因摩坷岭上崎岖难行，政府才开辟了一条相对好走的路，即今天309国道的前身。至此，这条曾经喧闹的古道才和这座威武雄壮的关口一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昔日的人声鼎沸，幻化成了偶尔路过的牧人和数不尽的风霜雨雪，依旧陪伴着这座古老的关口。

上党门是山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治市西大街的府坡街北端，是隋代上党郡署的大门。上党门始建于隋开皇年间。唐玄宗李隆基任潞州别驾时，在衙署内大兴土木，增建飞龙宫、德风亭。最盛时亭堂楼宫有280余间。金元之际毁于兵火。明洪武三年(1370)重建上党门门庭，后又增建钟鼓楼。弘治三年(1490)重修。1932年再次重修。现存上党门和左侧钟楼为明洪武年间重建，右侧鼓楼则为天顺年间增建。钟鼓二楼平行排列，一曰“风驰”，一曰“云动”，以示高耸如云之意。

说到上党关、上党门，不能不说我们的屯留县。新编《屯留志》中记载：“屯留县，古名纯留，本春秋余吾邑。”“纯”就是单纯的纯，余吾镇旧街至今保存有一处门楼，楼上匾额书“古纯名镇”，城门上阴阳两面皆有眉题，南为“三晋通衢，物华天宝”，北为“古纯名镇，人杰地灵”。这里的纯就是屯的意思，古时候的发音就是通用的，都可以读。

建国前有记载的屯留县志一共修编过5次。分别是明嘉靖、清康熙、清雍正、清光绪和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2004年由屯留县志编撰委员会，将明弘治年间《潞州志》中的屯留部分、清雍正、清光绪、民国23年《屯留县志补记》四部分汇编成新编《屯留志》，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民国23年《屯留县志补记》现保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的同志们出于对老区的尊敬，当年破例将珍藏的《屯留县志补记》整部复印给编委；清光绪版的保存在个人藏家手里；清雍正版的收藏在县文化局。而清康熙版已经失传，据说是在日本。2013年的山西晚报曾刊发“侵华日军在山西各地掳走大量地方志和其他文化古籍，运回日本”的一篇文章。文中记述：地方志中记载着许多名胜古迹、名人古墓等，当年日本通过研究这些书籍，盗挖抢夺走大量的文物，并且在战后在日本国内建立了很多专门的文化古籍研究机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分类进行研究。

八年抗战时间，我国被日本掳走图书古籍达到274万多册，截止现在，日本仅仅归还了我国15万册，不及其掳走的6%。这些图书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最好的资料。其中，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收藏着大量的中国典籍和文献资料，这其中就包括1905年从敦煌藏经洞中掳走的大量绝世的经卷古籍。这些抄写着古老佛经的经卷有一个特别之处：这些抄写经卷的纸、帛，背面都也写满了文字。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限，被用作书写的纸、帛都是稀缺之物。所以用于抄写经文的纸、帛背面都已经书写过文字，而这些文字大多记载了当时的生产、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如今是我们研究当时历史发展、还原社会原貌的第一手资料，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无价之宝。

遥想当年，正是晚清政府的懦弱无能，民国时期的战祸连连，将这些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瑰宝，拱手让给了侵略者。而如今的日本却成为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重镇，许多失传的珍贵典籍文献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得到，想来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而那本我们家乡的康熙版地方志或许就躺在日本图书馆的某个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