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族系(图片来自杨军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

从上图可以看出，高句丽族源明显是多元的，主要有五个分支：华夏族系、东夷族系、貉系、肃慎族系与东胡族系。

如上图所示，高句丽的族源是多元的，包括华夏族系的先民及后来形成的汉族、东胡熟魏生张的夫余人、肃慎族系的的肃慎人、貊秽族系各族。还有华夏族系民族与东夷族系民族融合形成的古朝鲜人。这些民族融合形成高句丽之前，他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国家，虽然在汉四郡的辖下，他们已成为中国的绘成部分，但其政治组织形式毕竟尚处在从前国家形态向国家的过渡过程中。也就是高句丽国家向成熟转变过程。

目前，学术界对高句丽的研究仅限于文献学方面，由于高句丽古墓被盗严重，地下出土考古可供参考的东西太少(或没经过考古发掘)。难以全面反映出高句丽原始文化各阶段真实的情况和面貌。

考证高句丽讲诸王的血统，就是要把他们父母的民族和血缘关系搞清楚，以便进一步认识高句丽国家统治者的民族结构，对于研究高句丽民族的渊源，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目前学术界只能说第一代高句丽王朱蒙从夫余南下出走，但其父母的族源已很难确定，除非有新的史料出现。

高句丽名字考

高句丽是中国境内东北地域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高句丽名称的由来及其民族的形成，由于汉代以前的东北诸族，处于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发展阶段，其族称国号、历史事迹，在中原的记载都需要译成汉语，用汉字记载;尤其是族称这样的专属名词，基本都是来自于民族语言的直接音。所以古今、中外学者经过多年研究，至今仍是众说纷纭。

关于高句丽名称出现的最早时间，历史文献无明确记载，也未曾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根据相关史籍推断，“高句丽”一词出现于西汉前期。

“高句丽”这个词应该有下列二种解读：一族名；二地名。

族名

“高句丽”一词作为族名，其含义是什么，学术界历来存在很大争议，主要有：“槁离”

说、“山高水丽”说、“高大黑马”说、“介莱”说、“高台建屋”说、“铜”或“黃铜”说、

 “中京”说、“中国”说、“首邑”说、“上京”说、“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等多种说法。

此外，也有的学者认为，高句丽是“高”姓的族乐与“goio”的地称相结合而成部族的称谓。还有学者将“蒙Gooli”与“貊Gooli”联系起来，认为高句丽就是“貊Gooli”。并进而得出“蒙古族和韩民族在族源具有同一性”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上述高句丽一词名义的解释是从汉字音义角度所作的解释；但上述解释完全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汉代以前的东北诸族，处于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发展阶段(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赫哲族等民族仍是有语言无文字)，其族称国号、历史事迹，在中原的记载都需要译成汉语，用汉字记载;尤其是族称这样的专属名词，基本都是来自于民族语言的直接音。因此，用汉字音义的词汇解释高句丽的词义显然是错误的。例如现仍在东北流行的说一句话方言“整个浪”，如按字面解读应是：“水中出现了波浪”。但东北话意思则为“全部、所有”。所以仅从字义、音义上去解读高句丽显然是错误的。

而“槁离”说、“山高水丽”说、“高大黑马”说、“介莱”说、“高台建屋”说等说法，都是对“高丽”的解释，而不是对“高句丽”的解释。

但《隋书》卷81《高丽传》、《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两则史料的含义，显然，是先有了高句丽这个国号，而后才取国号的第一个音为王室的姓，即以国为姓，而不是先有王室的姓，而后才将姓加于国号之上。另外，朱蒙所部出自夫余，而夫余是出自蒙古草原的民族，蒙古民族的姓氏与汉族的含义是完全不相同的。作为“高”姓是典型的汉姓，可以肯定的是进入高句丽起后的，不会是夫余人的姓氏。《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朱蒙行至毛屯谷(魏书云至音述水)，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朱蒙问曰：“子等何许人也，何姓何名乎？”麻衣者曰：“名再思”；衲衣者曰：“名武骨”；水藻衣者曰：“名默居”，而不言姓。朱蒙赐再思姓克氏，武骨仲室氏，默居少室氏”。

这条史料说明，在朱蒙所部南迁时，无论是来自蒙古草原的夫余人移民，还是浑江地区的原土蓍居民，多没有与汉人通用的姓音义相同的姓氏。到高句丽晚期，仍存在无姓者，所以才有“内部姓高，即王族也，高句丽称无姓者皆内部”的习惯。

朱蒙所部出自夫余，族称自然是夫余，在进入卒本川以后，为与东夫余相区别，才将地名于族名之上，称卒本夫余。而在朱蒙所部南迁以前，汉玄莬郡下训已经存在高句丽县。朱蒙所部由卒本夫余又改称高句丽，显然是得名于汉高句丽县名，而高句丽县又得名于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之前就存在的“高句丽”，这一部族在史书中也被称为“句丽胡”、“朝鲜胡国”、“句丽夷蛮”。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高句丽一词的出现远早于朱蒙南迁之前，自然是朱蒙部族名来自地名，而不是地名来自族名。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在朱蒙部南迁之前，玄莬郡已经存在一个高句丽族，并建立过自己的地方政权。朝鲜学者将其称为“先行于高句丽的古代国家句丽”。这个所谓的先行于高句丽的古代国家句丽，实际上就是曾存在于该地区的貉人政权，早于朱蒙登上历史舞台的高句丽，就是迁入这一地区

的貉人。

玄莬郡的高句丽，在中原史书中也被称为“句丽胡”。胡字显然是附加在“句丽”这个族名之后的汉语语辞。这一例子证明，中原的汉族人在称呼北方少数民族时，最初使用的是少数民族本族语言的族名的音译。当这一音译被当作正常通用汉字并应用很长时间后，后人在使用这一汉字词汇时，已经不清楚该词汇是外来语音译的源头，而当作正常汉字按字面望文生义来解释。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作改动，在“句丽”这一族称之后加上“胡”字，将“高句丽”随意写作“句丽”、“高丽”、“句丽胡”、“句丽蛮夷”等。最典型如《汉书•王莽传》王莽将“高句丽”改为“下句丽”。并不能将此作为高句丽族名原是“句丽”的证据。“高”是这一族名的第一个音节，而不是后来附加上去的汉字，但从西汉未年起。中原汉族人就忽略了这一点。

地名

“高句丽”一名最早见于班固《汉书•地理志》玄菟郡：“玄菟郡，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开。县三：”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根据上述记载，“高句骊”仅是县名，而“句骊”则是族名。不过，《汉书•王莽传》说：“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州郡归咎於高句骊侯驺。……尤诱高句骊侯驺至而斩焉。……莽大悦，下书曰：‘……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布告天下，令咸知焉”。从这段记载可知，高句骊除了是县名以外，也是族名。但地名应早于族名，“句骊”应是“高句骊”的简称。在“高句丽”作为国名之前，其作为县名和族名已经存在。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东绾濊貉、朝鲜、真蕃之利”。《史记•匈奴传》：“是时，汉东拔濊貉、朝鲜以为郡”。此外还有：“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濊貉、朝鲜”。

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多次提到濊貉、朝鲜等，战国时燕的北邻和东邻是乌桓、夫余、濊貉、朝鲜、真番，其顺序由西而东依次排列。然而，其中并没有出现“高句丽”一名。

司马迁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写作《史记》，前后经历了十四年才完成，

记载了从上古传说到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的历史。这说明，在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还没有流行使用“高句丽”一名来作为县名、族名或国名。

有学者研究认为，《汉书•地理志》依据的是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各郡的户口籍和汉元帝元延、绥和之际(公元前9年～前8年)各郡国的版图(即所属县目)。据此，在西汉晚期即公元二年以前，已经存在高句骊县。从设县到户籍统计和绘制版图出现在文字资料中，应有一定的时间，结合前述汉昭帝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筑辽东玄菟城，可以推测高句骊县可能设置于昭帝时，应该早于高句骊国名出现的时间。王莽“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发生在其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高句骊国名的出现应该不晚于王莽初年。

公元1145年，高丽作家金富轼撰《三国史记》，最初的“高句丽”政权创建的具体时间也首见于此书，即“汉孝元帝建昭二年、新罗始祖赫居世二十一年甲申岁”(公元前37年)。该“高句丽”政权称为“卒本夫余”。“卒本夫余”改称为“高句丽”国的时间，应在高句丽第一代王朱蒙末年和第二代琉璃明王初期的公元1世纪初，即迁都“国内”城以前，早期“涓奴部”与“桂娄部”实现王族交替之际。

“卒本夫余”改称为“高句丽”国之前，汉玄菟郡已有高句丽县的建置，所以“高句丽”国的名称应是从高句丽县而来。对此，十三世纪高丽作家李承休所著《帝王韵记》也明确记载朱蒙“以高句丽县名立国”。因此，高句丽名称的沿袭关系是县(地)名→族名→政权名。

《汉书•地理志》所载的玄菟郡高句骊县治的位置，一般认为是在辽宁恒仁苏子河南岸。在该处发现的两汉时期遗物中，有“高句骊丞”印泥，即官方文书往来的信验印封，这是推断高句骊县设置年代的考古学线索。

不过，现代人一般的看法是，因当地居住有“句骊蛮夷”而设置高句丽县，高句丽作为地名要早于高句丽国家名称的出现。即先有高句骊县、后有高句骊国，而后，高句骊国的臣民逐渐被统称为高句骊人。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前二世纪，存在集中的濊貊部落联盟，但是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些濊貊部落集群被称为或者自称为“高句骊”(Wikipedia: Goguryeo)。

句骊或高句骊应该并不是该族群的自称，而是汉人或其它族人对该族群的称呼。笔者猜测，汉朝官方在设置高句骊县时，以“貊”人为主的当地土著人，应该是被汉人等其它族群称为句骊人或高句骊人。动物偏旁的“骊”字，显然是对少数族群的蔑称。因此，前述“高句骊”最早应是族名、县名应来自族名的说法，可能是实际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最初的句骊或高句骊族名，是指以“貊”人为主的当地土著人，并不等同于后来的高句丽国人。

五部与五族

最早为高句丽立传的正史《三国志•高句丽传》“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后汉书》、《梁书》、《南史》的《高句丽传》都一直沿用说法，至两唐书的《高丽传》才不再称“五族”，而改称五部。从五族到五部，应是陈寿、鱼豢都将族与部的词义相同来使用的，两唐书的变动不能算错，但这一改动却使“五族”的另一层含义变得不明显了。“族”在中原文化中多是“宗族”血缘亲族，《尔雅•释亲》“父之党为宗族”的说法可知，《三国志》中的“族”应是“宗族”的简称，用以指血亲集团。高句丽的“五族”显然应该具有相同的内涵，所谓的“五族”就是五个血亲集团。两唐书改称五部，而“部落”与“宗族”也应该具有相同的内涵，所以将“五族”改称为“五部”也不能算错。

《左传》僖公十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孔颖达疏“类族一也”，类与族是同一词。都是指血亲集团，同一血亲集团不能通婚。《魏书》称乌桓人“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已为种，无复报者故也”。所以，乌桓人的母亲出自另一个血亲集团，乌桓人的部族就是由多个血亲集团组合而成的。《三国志》以族、族类指称乌桓人的血亲集团，可证其称高句丽各部为五族也同样具有血亲集团的含义。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琉璃明王“纳多勿候松让之女为妃”，这说明五族之间通婚，进一步说明五族之间是姻亲关系而不是血亲关系。这五个姻亲集团通过彼此通婚而结成的姻亲集团，是高句丽早期国家的核心。

《魏书》“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氏姓无常是指乌桓人原本没有姓氏当他们与汉人接触，模仿汉人确立自己的姓氏时，往往取自本血亲集团的称号。《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朱蒙迁至卒本川后，“国号高句丽，因以为氏”，这说明在此之前，朱蒙部尚没有姓氏。《三国史记》所记高句丽早期仅有人名，而没有姓氏。也证明高句丽人最初并没有姓，即五族之下每“部”的全体人员都选择同一姓氏。

朱蒙所部脱离夫余后，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的控制数倍于已的原土蓍居民，显然朱蒙借鉴了夫余人统治方法，五族就是利用夫余人旧有的血亲组织，建立维护高句丽人的武装力量，五族人以当兵为职业，而不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三国志•高句丽传》“国人有气力，习战斗”，“大家不佃作”。在高句丽从事农业生产的是“下户”也就是被征服的土蓍居民。

南北朝后，五部的名称发生变化，也被称为内部、东部、西部、南部、北部。《太平寰宇记•东夷•高句丽国》“内部，即后汉时桂郡也”。说明唐时五部之称已不同于汉时，部族的意义在此变得不在重要，所以二唐书不再像《三国志》一样称其为“五族”，而是五部。五部的含义主要是以王族为核心将国土分为五分，成为地域的、行政区划的概念。只有在高句丽五族完成了由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转化的过程之后，高句丽的行政组织形式才由早期国家步入成熟国家的形态。

虽然南迁的夫余人成为高句丽的统治阶层，但高句丽族源的主导却是当地原土著居民。在朱蒙南迁之前，当地原土著居民主要是：秽人、貊人、真番人、还有部分来自中原的汉人。此地主导居民仍为秽貊人。《汉书•地理志》所记的玄莬郡的45000户居民中，秽貊二族居民约占31000户，而《三国志•高句丽传》记：“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称为有梁貊之国。以上都说明在朱蒙部南迁之前，当地主要部落为貉人，真番郡并入玄莬郡后，玄莬郡的西盖马县的主要原土著居民是真番人。即肃慎系居民。在朱蒙迁入前，早有中原汉人居住，琉璃明王有汉妃就充分证明当地存在大量汉人。在高句丽政权建立后，在多民族融合过程中，还有部分马韩人，靺鞨人融入。在众多民族融入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句丽的族源是多源的、高句丽的文化也是多元的。

国家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绝对纯正的单一民族的国家是不存在的。古今中外皆是如此。高句丽国家就是由高句丽人、夫余人、汉人、秽人、沃沮人、靺鞨人等组成的，只不过是以高句丽人作为统治阶层而已。